历史上与苏东坡相关的史料笔记、注疏评传、夜话丛谈有很多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，但至民国止，尚没有一部188体育苏东坡的专属传记，这与封建社会的人才评价观有关。苏东坡虽才贯古今、名满天下，但他作为入世、求仕的官员，其政治观点却与封建专制背景下的主流价值观不合拍，政治影响不大，甚至其政治作为颇受统治阶级非议。到民国时期，封建思想的蕃篱、帝制文化的桎梏逐渐解冻，林语堂才有机会创作完成《苏东坡传》。时势造英雄，时代谱新篇。《苏东坡传》比较客观、真实地还原了北宋末期的社会全貌，也比较立体、完满地塑造了东坡形象。通览全篇，其表现的苏东坡，集中体现了六个鲜明特质：

　　一是“大道至简”的处事格局。东坡是传统的儒家学者，儒家讲究的仁义礼智信、温良恭俭让，其中不免传统遗留的繁文缛节，但他却给人完全不一样的儒家学者形象，他生活不拘小节，内心简明澄澈。他推崇简朴的生活方式，不求钟鸣鼎食、宝马香车，只要有衣取暖、有食裹腹;他推崇简单的人际关系，不求追名逐利、迎来送往，只要推心置腹、莫逆之交;他推崇简捷的工作方法，不求文来文往、上奏下批，只求结果至上、程序次之。究其原因，在于他学问上尊学儒家，但做人处事上却更多地近佛尊道，特别是中晚年，他访高僧、交道人，从佛道的宗教教义中汲取处事良方。儒家正视人生，佛家否定人生，道家简化人生，东坡深得要义，如老子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万物之始，大道至简，衍化至繁”。

　　二是“大爱至真”的悲悯情怀。也许因为儒家讲仁爱、佛家讲慈怀、道家讲包容，这些集中于东坡身上，造就了他悲悯天下、视民己出的大爱情怀。他真正践行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的封建官吏之理想，不管是在凤翔、杭州通判，密州、徐州、杨州、定州太守任上，还是在京都官居翰林，他从来都坚守朴素的民本思想，以最大心力来改善民生，其中有修堤筑坝、筹粮赈灾的大工程，也有兴办学校、修建医院的小事件，甚至其修筑的苏堤至今仍名噪四海。他也因为王安石的新法褫夺底层民生利益，而坚决反对，即便罢官流放也不惜。他的爱民情怀，真正体现了中国封建吏治对官员的最高要求。

　　三是“大节至诚”的为官操守。宋朝正是封建党争的顶峰时期，不管是在朝中为官，还是在地方主政，都不可避免陷于派别争斗。在封建派系斗争中，官员能持续生存的唯一法则就是见风使舵、两面三刀，永远站在强势的一方，比如吕惠卿、邓绾之流，或者屏心静气、噤若寒蝉，比如苏辙、韩琦之辈。但东坡不是、也不会，他从不做亏心之事，不发违心之言，对王安石变法，在皇帝支持、众臣拥护的时候，他坚决反对。他尊重皇权，但不迷信皇权;他遵循体制，但不盲目顺从。他积极考举求仕，却一生淡看功名，他真正以出世之心做着入世之事。所以，他在可以由翰林擢升宰相的时候，却激流勇退、请辞外放;他在流放惠州、儋州之时，也能欣然前往、恬然自安。

　　四是“大德至善”的道义追求。封建时代为官，忠君、爱民是基本的为政之德，但仅仅如此，还远远不够。为政、为官，更重要的是以人格魅力去影响、去感召、去唤醒，所谓“以德服人”。东坡在为政期间，他所展现的隐忍、谦和、善良、大度，让人民景仰，让同道追慕。其中，他多次因诗、因言获罪，虽屡遭弹劾谪贬，但都未及重罚死罪，关键是两任太后及神宗皇帝认准了东坡内心至善无邪，所以全力护之。在东坡官居翰林得势之时，他从未对过去的政治对头伺机打压，甚至在王安石死后，对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，如他所说“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”。所以，东坡的大德大善是封建官僚文化背景下，难得一见的清流，他也因此德誉满天下、朋友遍阡陌，他不管贬谪到哪里，总有慕其道德清芬者，不远万水千山追随而至，比如高僧参寥、道士吴复古，几乎追随其一生，当然，还有“苏门六学士”。

　　五是“大才至醇”的文人气质。东坡之才，一在全面，诗文书画，皆有建树;二在精深，穷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;三在旷达，有格调清新雅致之作，有吞吐风云豪放之词，有辩古论今雄奇之文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东坡的诗文书面，融铸着独特的文人气质、丰厚的人生体验、深邃的宇宙观点，还有他“我手写我心、我笔抒我情”，无拘无束、天马行空，自由表达的意志。他的文字历经岁月的淘洗，还将继续散发迷人的光芒。

　　六是“大俗至朴”的生活情趣。东坡是伟大的文学家、书画家、政治家，但，他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平凡人。他爱家人，爱兄弟，悼妻词之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、思弟词之“明月几时有”都已成千古绝唱。他还是“酿酒的实验者”“瑜伽术的修练者”“饮酒成癖者”，是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，他还研究炼丹、建筑、种植，不管身处何处，他都饱有浓浓的生活情调，向他最仰慕的陶渊明学习。如林语堂所言，他“具有蛇的智慧，兼具鸽子的温柔敦厚”。掩卷沉思，抚今追昔，难免感概万端。东坡之魅力，一如地下之泉水，越挖掘就越流光溢彩。当然，由于林语堂虽接受过国外教育，但仍算封建文人，此书写于1945年左右，其价值判断仍有时代烙印和个人印迹，所以，对他在书中体现的一些意识判断，要甄别吸收，比如，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全盘否定就不甚妥，因为清朝、民国时期对维新变法一概否定打压，但今天来看，王安石变法却是宋朝资本主义的生动实践，其理论构架、实践方略值得肯定。当然，林语堂作为有过西学背景的传统文人，在写作中既引经据典，又代入现实，也对比西方，体现了深厚的东西学养、严谨的写作态度，可资殷鉴。